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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鹰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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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肖鹰:徐渭《狂鼓史》究竟为谁作   

2013-06-18 09:14:00|  分类: 中国戏剧,明代,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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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衡:旷世奇人徐渭的少年情怀

――兼《狂鼓史》系年考

肖 鹰

 

题记:徐渭创作《狂鼓史》主题动机是,徐渭不仅在历史人物祢衡身上找到了深刻的自我认同,而且他将这个人物戏剧化为他晚年孕育出的少年情怀的象征。在《狂鼓史》中,祢衡不是一个悲剧人物,而是一个超越岁月的意气超迈的“少年徐渭”。

 

                 少年曾负请缨雄,转眼青袍万事空。

                 今日独余霜鬓在,一肩輿坐度居庸。

                  (徐渭《上谷歌·其一》)

 

 

一、《狂鼓史》是徐渭狱后之作

 

徐渭晚年的创作,绘画之外,其戏剧作品《四声猿》最为奇绝惊人。[①]袁宏道称“《四声猿》意气豪迈,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题为天池生,疑为元人作” [②],汤显祖则称“《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輙为之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③]《四声猿》不仅是使生前“名不出于乡党”的徐渭在死后蔚然成名于晚明文坛,而且以其不拘格詷的“调谑亵慢之词”舒放“不可遏灭之气”,而成明代传奇革故鼎新之作。

《四声猿》包括《狂鼓史渔阳三弄》(后称《狂鼓史》)、《玉禅师翠乡梦》(后称《翠乡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后称《雌木兰》)和《女状元辞凰得凤》(后称《女状元》)四出二幕传奇。现传世最早的《四声猿》刻本,于1588年刊出,是由徐渭本人整理编订的。徐渭本人传世的诗文中,没有留下撰写《四声猿》的时间信息。后世推断《四声猿》写作时间,首要依据是徐渭弟子王骥德如下记述:

徐天池先生《四声猿》故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木兰》之北与《黄崇嘏》之南尤奇中之奇。先生居与余仅隔一垣。作时,每了一剧辄呼过斋头,朗歌一过,津津意得。余拈所警绝以复,则举大白以釂,赏为知音。中《月明度柳翠》一剧系先生早年之笔,《木兰》、《祢衡》得之新创,而《女状元》则命余更觅一事,以足四声之数。余举杨用修所称《黄崇嘏春桃记》为对,先生遂以春桃名嘏。[④]

今人据王氏此说,推断《四声猿》写作时间殊异,较有代表的是徐朔方与骆玉明各持之说。

徐朔方与骆玉明均认同王氏所记确实,他们共同认为,《四声猿》中,《翠乡梦》为徐渭早年之作,而其他三出写作时间相近,并且是徐渭与王骥德毗邻而居的时候。但是,两人却以不同的佐证材料,作出了不同的时间推断。徐朔方经考辨认为,徐渭与王骥德比邻而居的时间只能在1551年至1558年间,而且徐渭《倪君某以小象托赋而先以诗次韵四首》(后称《小象托赋》)、《倪某别有三绝见遗》(后称《别有三绝》)诸诗中所述“以渭《渔阳三弄》杂剧内有黄祖,乃讽我卽是黄祖,特无权耳”等内容,推断“《四声猿》在嘉靖37年(1558)正式进入胡宗宪幕府之前已经完成,这时他只有38岁。”[⑤]骆玉明却依据自己的考辨认为,王骥德至少比徐渭小30岁,以徐渭的曲折经历,王可能与徐毗邻而居且被“赏为知音”的时间,只能是在徐渭出狱之后的最初10年,此时,徐渭租居在被他名为“梅花馆”的屋宅中,其中一室被名为“柿叶堂”,徐渭有诗《乙亥元日雪酌》序称“梅花館,有扁二,曰柿葉堂,曰葡萄深處”,而王骥德在《徐渭与唐伯虎题崔氏真按语》一文中述记“一日,过先生柿叶堂,先生朗颂和篇,因命余并次”,因此,骆玉明推断说,“徐渭作《四声猿》后三剧是他万历元年(1573)出狱以后的事情”,在15731580年之间。[⑥]

徐朔方的推断有一个显然易见的缺漏,就是没有考虑到王骥德与徐渭的年龄悬殊。王骥德出生年代无考,卒于1623年――离徐渭1593年去逝,已过30年。据骆玉明考证,毛允遂在《曲律跋》等文献中称对王骥德自称“友弟”,《哭王伯良先生诗(十三首)》亦有“忘年小友君曾许”句,依中国传统称谓,王骥德年长毛以遂当不超过20岁,而王去逝时毛50岁左右,以此推论,王骥德死时不超过70岁,他比寿命73岁的徐渭晚死30年,故应当小徐渭30岁以上。王骥德在1550年后出生,1558年,他尚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孩童,是不可能被徐渭“赏为知音”的,他作为知音见证《四声猿》写作历程,并且为徐渭提供《女状元》素材的事情就绝不可能发生在徐渭入胡宗宪幕府之前。

至于徐渭《小象托赋》、《别有三绝》两组诗叙说的内容,徐朔方的解读失于臆断。徐渭这些诗是对“倪某”赠诗的回答。“倪某”是谁,无考,因徐诗中有“敢于玄白嘲杨子,尚恨丹靑败乃公”,他很可能是倪瓒的后人。读徐诗序文可见,倪某诗中对徐渭多有挪揄, “一以渭《渔阳三弄》杂剧内有黄祖,乃讽我卽是黄祖,特无权耳”、“一因四剧名《四声猿》,谓为妄喧”。[⑦]徐朔方认为,倪某讽徐渭“无权”、“妄喧”,可断《四声猿》在徐氏正式入胡宗宪幕府之前,理由有二:其一,因为入幕后,徐渭被敬重为国士,不可谓为“无权”;其二,如果徐渭经历胡宗宪死案后的自杀杀妻等大故,亦不可谓为“妄喧”。但是,徐朔方没有注意到,徐渭诗序明确说了“(倪某)以幕客讽我”,这就证明《四声猿》必然是在徐渭入幕之后。

倪诗讽喻的中心内容是,徐渭扮演的角色是曹操借刀祢衡的黄祖――只是没有黄祖杀人的权力,故讽徐名剧作为《四声猿》系“妄喧”。倪某以“幕客”讽徐渭、讥他为“无权黄祖”,当是针对沈炼被严嵩一党陷害,而徐渭入严党胡宗宪幕事。徐渭在沈炼被害后做胡幕客,为胡邀宠皇帝、谄媚严嵩代,就此而言,视之为严党捉刀的“黄祖”未尝不可。倪某不仅以黄祖讽徐,而且“倪多文亦稍傲睨”。但是,徐渭回应倪某的态度,是很平和的。在徐渭看来,“倪有孝友名我”,不过是“倪诗以略误推我”,因此并未生怨,反而在诗中将倪某称为东汉时著名的孝子文士黄香――“天下无双,江夏黄童”[⑧]

徐渭最难以质辩的是,他在沈遇害之后保持了近10年的沉默,其悼记沈炼、为之鸣不平的诗文几乎都作于沈被平反之后。[⑨]从徐渭对倪某的回应看,他们俩人这番诗中交锋,绝不会在沈炼遇害不久,而是时过境迁之后的事情,“世事茫茫射覆然”,不仅包含了沈炼遇害,也包含了胡宗宪冤死和徐渭病狂杀妻之后的死狱灾变等,所以他才会回应倪某说出“傍人不信无边被,不在吾家被里眠”的无奈。倪某是旁观者的臆断误推,“都从黑地料青天”;徐渭自己却是遭遇者的痛定思痛,“要知猿叫肠堪断,除是侬身自做猿”。徐渭无意为自己解脱申辩,所以是“桃李成溪不待言”,但他深感了不为人解的“鸟言人昧枉啾喧”的无奈。所以,《小象托赋》、《别有三绝》两组诗不可能写在徐渭杀妻入狱之前,更不可能写他正式入胡宗宪幕前。否则,不仅倪某对徐渭的讽喻无从说起,而且徐渭的回应态度也难以理解。[⑩]

 

二、徐渭对祢衡的人生认同

 

从既有史料来看,骆玉明推断的“《四声猿》作于万历元年到七年间”是可信的。关于《四声猿》写作时间的争议焦点是推断《狂鼓史》的系年,更进一步是要推定,徐渭作《狂鼓史》的动机。在《四声猿》中,《狂鼓史》的重要性是由两个相关因素标志出来:其一,徐渭汇编四剧时,并没有按照王骥德所述的写出年代先后排序,而是把《狂鼓史》排到了最前面,显见了徐渭对该剧的特别看重;其二,徐渭诗文中约10次提及祢衡骂曹故事,其中四次明确以祢衡比喻沈炼,四次自比,这是其他三剧人物没有的情况。[11]徐渭以《四声猿》冠名他的四部杂剧,是借用了郦道元所记渔人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典故,[12]喻其四剧“猿叫肠堪断”的悲剧主旨。然而,在《四声猿》中,只有《狂鼓史》才是真正的悲剧,也只有其主人公祢衡才是徐渭“四声猿”悲剧主题的正面象征人物。因此,“祢衡”这个角色,包含着徐渭深刻的精神认同和心理投射,透析这个人物,不仅可以把握《狂鼓史》的创作动机,而且可以把握以《四声猿》为代表的徐渭晚年的精神主脉。

徐朔方认为徐渭作《狂鼓史》的动机之一是追念沈炼,他的主要依据是徐渭在《短褐篇送沈子叔成出塞》、《锦衣篇答赠钱君德夫》、《沈参军青霞》、和《与诸士友祭沈君文》四诗文中以祢衡击鼓骂曹操、曹操借黄祖杀祢衡的故事比喻沈炼忤逆严嵩、被严嵩冤害。[13]徐渭在这四个作品中借祢衡遭遇比喻沈炼冤案并追念沈炼是无疑的。其中,《沈参军青霞》一诗讲得最明白完整,该诗全文是:“参军青云士,直节凌邃古,伏阙两上书,裸裳三弄鼓。万乘急宵衣,当廷策强虏,借剑师傅惊,骂座丞相怒。遗帼辱帅臣,筹边着词赋,截身东市头,名成死谁顾。”[14]但是,徐说面临两个困诘。其一,这四个诗作品均作于沈炼遇害近10年之后,而非作于紧接沈炼遇害的时间,而徐朔方正是以所谓悼沈四诗与沈遇害时间的衔接来证明《狂鼓史》为悼沈遇害而作。其二,在悼沈四诗/文中,徐渭笔下的祢衡骂操曹与沈炼忤严嵩,均如史实,系其生前行为,但在《狂鼓史》中,徐渭将祢衡生前骂曹搬到两人死后所在的阎罗殿来表演。徐渭为什么要改换这个故事,将实有其事的历史变形为莫须有的“鬼话”?如果《狂鼓史》为悼念沈炼而作,徐渭为什么不直写一出《沈将军》,还要将他附魂在另一个亡灵祢衡身上呢?实际上,沈炼的遭遇更比祢衡曲折惨烈,而徐渭写作《狂鼓史》时,不仅沈炼已经被平反、追封“光禄少卿”了,而且严嵩也早已在1567年戴罪病殁,无须曲笔影射了。[15]

祢衡是汉末隐士人物,“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孔融称其“淑质贞亮,英才卓砾,初涉艺文升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瞥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谓眞人者性合于道也’”,“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仇”。孔融将祢衡推荐给曹操,曹召见祢衡,“祢素相轻疾自称狂病不肯往”,曹操为了羞辱祢衡,因祢衡善于击鼓,命他做低贱的鼓史。鼓史在宴宾演出时,需更换上鼓史的专门服装。祢衡在应召演出时,着常服演奏《渔洋三弄》,曹操命其更换鼓史服装,祢衡则祼身向曹,以示对曹的羞辱。事后,孔融向曹操解释,祢衡因犯狂疾如此,希望前来谢罪,然而,祢衡又在曹操大营前“以杖捶地大骂”。曹操遂起杀意,为惜名声,将祢衡送于刘表,借黄祖之手杀了祢衡。[16]

沈炼与祢衡有两点相似。其一,从性格来看,均是疏狂自傲、刚直激烈之士。[17]祢衡对贵为丞相的曹操当众祼衣斥骂,沈炼两度上书弹劾权臣严嵩,都从他们的气节本性中来;其二,从命运来看,两人都为奸臣借刀杀人,死于非命,遭遇的是自古忠臣志士的悲剧。但是,沈炼与祢衡,又有两点不同。其一,两人虽然都有文章才气,但祢衡以文名传世,沈炼却以忠义行武立身;其二,祢衡是一位恃才傲物的隐士,死于黄祖刀下时,只是布衣幕客,他的工作如徐渭一样也是代笔(“掌书记”),而沈炼却是少年进士、三任县令,以锦衣卫被贬害,死后追封光禄少卿、追谥忠湣。在《狂鼓史》中,徐渭明确写出了祢衡不同于沈炼的这两点:

[判官宾白]当日祢正平(祢衡)先生与曹操老瞒对讦那一宗案卷,是咱家所掌。俺殿主向来以祢先生气概超群,才华出众凡,一应文字,皆属他起草,待以上宾。昨日晚衙,殿主对咱家说,上帝旧用一伙修文郎,并皆迁次别用。今拟召劫满应补之人,祢生亦在数中。

[祢衡唱词]哎,我的根芽也没大兜搭,都则为文字儿奇拔,气概儿豪达,拜帖儿长拿,没处儿投纳,绣斧金檛,东阁西华,世不曾挂齿沾牙。唉!那孔北海没来由也说有些缘法,送在他家。井底虾蟆也一言不洽,怒气相加。早难道投机少话,因此上暗藏刀把我送与黄江夏。又逢着鹦鹉撩咱,彩毫端满高声价,竞躬身持觞劝酒,俺掷笔还未了杯茶。[18]

上面判官宾白和祢衡唱词,虽然前者讲死后的祢衡,后者自述生前遭遇,都共同说明祢衡文才卓绝、布衣幕客的生性。这两段内容大意是重复的,徐渭在这出短剧中不惜笔墨重复申明祢衡的幕客身份,甚至称其不仅生前做幕客,死后在阴间为阎王做幕客,而且被上帝召上天宫也是做幕客。这显然是徐渭蓄意将祢衡与他本人的生涯认同。“文字儿奇拔,气概儿豪达,拜帖儿长拿,没处儿投纳”,这是徐渭对幕客生涯的概括写照,投射了他在入幕胡宗宪之前的心境。

“又逢着鹦鹉撩咱,彩毫端满高声价,竞躬身持觞劝酒,俺掷笔还未了杯茶”,这是述祢衡生前做黄祖幕客时,在宴会上被人要求以鹦鹉为题作赋,他“笔不停缀,文不加点”作长赋《鹦鹉赋》事。徐渭早年也曾有被人要求当场以一小物作赋,他也是“援笔立成,竟竟其纸,气韵遒逸,物无遁情”[19]。祢衡《鹦鹉赋》中说道:“顺笼槛以俯仰,窥户牖以踟蹰。想昆山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20]徐渭追祭胡宗宪的《十白赋·鹦鹉》说道“黄冠白章,其鸣嘒嘒,殊彼凡羽,绿襟朱喙。柰此条笼,将飞复坠。我则祢衡同,赋罢陨涕。”[21]很明显,徐渭作《鹦鹉赋》,不仅以祢衡事为典,而且是深与祢衡认同。鹦鹉与幕客、祢衡与自我,在徐渭内心是深刻同一、可以互代的。他另一首北上应召入幕诗说得更明白:“送子返吴城,怜予亦远行,锦囊俱佩笔,青嶂独题名。被檄来何莫,治装去不停,翻嫌养鹦鹉,持赋似祢衡。”[22]

在《狂鼓史》中,判官紧接祢衡述作《鹦鹉赋》后提醒祢衡说:“这祸从这上头起,咳仔细《鹦鹉赋》害事。”这当不是闲笔,是暗指自己作《十白赋》祭胡宗宪事。1572年,明穆宗为胡初步平反;1589年,明神宗赐胡御葬荣誉,追谥襄懋。在《十白赋·鹿二只》中,有“桓桓抚臣,敢告世宗”,若嘉靖在世,诗中不会出现“世宗”二字,故徐渭作《十白赋》在1567年(隆庆元年)后)[23]。写剧本是为了公演,表面是“暗指”,实则是有意“挑明”自己在《十白赋》中有《鹦鹉赋》。“仔细《鹦鹉赋》害事”,显然在一个时过境迁不再害事的时候写下的,是一“戏笔”。因此,可推断徐渭作《狂鼓史》不仅晚于《十白赋》,而且必然是在胡宗宪平反之后,即必晚于1572年。

 

三、祢衡――老年徐渭的少年情怀

 

1573年初,53岁的徐渭在服刑7年后被保释出狱。出狱后的徐渭,一身贫病,赁屋而居。他既已与功名仕途无缘,就完全释放出一派放达自任的“处士之姿”。他在租居的梅花馆中吟诗作画,与友人门生煮酒论学。两年后,1575年,在丁尤在家的翰林编修张元忭的帮助下,徐渭杀妻案被审结,他正式获释。徐渭在《畸谱》记载称:“五十五岁。得兆信云,准释。秋,往游天目,寓杭,为何老作《春祠碑》,遂走南京,纵观诸名胜。”[24]从这则记述可见,正式获释对于55岁的徐渭,是一个兆示着新生的开始,他心中的解脱和欣然,可以想见。他选择了这年中秋出游,出行前夕,他去张元忭家辞行,酒后作《十四日饮张子盖太史宅留别(久系初出明日游天目诸山)》:

斗酒那能话不延,此行无事不堪怜。弓藏夜夜思弯日,剑岀时时忆掘年。老泪高梧双欲堕,心缺孤心缺月两难圆。明朝总使清光满,其奈扁舟隔海天。[25]

这首诗写出了一个刼后余生的老者的满腹悲凄,“久系初出”,既是解脱,也是空茫。“明朝总使清光满,其奈扁舟隔海天。”过去不仅不可重复,而且也不可能与未来相连贯,扁舟海天,怎料到未来的岁月将是如何的飘泊无着。

这次“久系初出”的出游,实际上从1575秋延续到1577年春,在此期间,徐渭不仅泛游江渐山水,而且北上塞北。山水陶冶,醇酒沉醉,徐渭的诗风文心一洗1545年以前的典丽铅华,展现出天然素朴、率性随意的本色。他游天目山前,经富阳(富春),遇到一位在此教私塾糊口的穷老书生“郑老”。徐渭请他喝酒畅叙。“郑老”打得一手好鼓,醉中击鼓,激发了“久系初出”的徐渭坎坷大半生的人生感慨。徐渭作《少年》诗道:

少年定是风流辈,龙泉山下鞲鹰睡。今来老矣恋胡狲,五金一岁无人理。无人理,向予道,今夜逢君好欢笑。为君一鼓姚江调,鼓声忽作霹雳叫。掷槌不肯让渔阳,猛气犹能骂曹操。[26]

这首是写是“郑老”,何尝又不是写徐渭本人呢?少年风流,老来潦倒,却又猛气在胸,这是徐渭自我人生的写照。“郑老”这个形象,不仅让徐渭看到了自我身世的坎坷失落,而且激发了他生命深处岁月不可遏灭的“少年风流”的豪迈气概。“为君一鼓姚江调,鼓声忽作霹雳叫。掷槌不肯让渔阳,猛气犹能骂曹操。”这四句诗不仅由郑老的激昂鼓声引出了祢衡骂曹的旧典,而且是在祢衡与郑老两个形象的叠合中,将“祢衡”提升为一个死而复生的“少年”精灵。

在这次近两年的南北出游中,年过半百、“久系初放”的徐渭心中对于那个旧日的“风流少年”,似乎有着特别的觉醒,“少年”成为他自审的一个中心参照。1576年赴塞北宣府途中,他写道:

少年曾负请缨雄,转眼青袍万事空,今日独余霜鬓在,一肩輿坐度居庸。(《上谷歌·其一》)[27]

56岁的徐渭出塞外,不断追忆“少年”的心灵,实在是放不下这个“少年”。这个“少年”经历了“万事成空”的岁月蹉跎,“独余霜鬓在”,分明是无可期待,无可为用了。然而,无用无待的往日少年,却有一腔不老的豪气,一份出世的慷慨,“一肩輿坐度居庸”。一方面是半生坎坷,一方面是豪气不已;一方面是奇才无处施,一方面是啸歌自等闲,阅尽世态炎凉,却更重心底本色。

1563年,徐渭应李春芳召幕北上时,也写过一首追忆少年时光的诗。“少年同学共靑毡,一剑孤飞何处天?别后相思应与共,向来心事尚难传。树连古道冬催雪,水泛寒灯夜泊船。自是阳关歌不得,只凭尊酒醉君前。”(《北上别丁肖甫于虎丘》)[28]写这首诗时,徐渭只有43岁,他还没有经历病狂、杀妻和长达数年的死狱。然而,这首诗尽是惆怅仓惶的暮气。《上谷歌·其一》却表现出一种生命的狂执,它是任岁月摧打而不可遏制的,是老而弥坚、损而益锐的精魂。这个“少年”,寄孕于徐渭生命中数十年,它终于在55岁的徐渭与郑老相遇之际夺胎而生。《狂鼓史》中的祢衡就是这个“少年”的舞台演绎。

  徐渭写《狂鼓史》,当在塞北归来后的15771578年之间。这个时期不仅符合骆玉明所考证的徐渭与王骥德毗邻而居的末期,而且是期徐渭的精神处于一个自我更新的高峰期。在《四声猿》四剧中,据王骥德记述,《狂鼓史》当不是最后写的,早于《女状元》,但必定晚于《翠乡梦》和《花木兰》。写出了《狂鼓史》,徐渭就完成了自我形象的再创,而在这个形象中,他的精神意气真正的实现了“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的艺术表达。袁宏道评徐渭说: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代,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地,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29]

《狂鼓史》中的祢衡无疑就是这个徐渭的典型象征。

《狂鼓史》全剧仅一出,在剧首由阎王殿判官引入剧情――让祢衡与曹操在阴间翻演“击鼓骂曹”,祢衡一骂一通鼓,十通鼓罢,祢衡休骂,剧情即转为结束。明人钟人杰评《四声猿》说:“文长终老缝掖, 蹈死狱, 负奇穷, 不可遏灭之气, 得此四剧而少舒。所谓峡猿啼夜, 声寒神泣。嬉笑怒骂也, 歌舞战斗也。” [30]钟氏此言,用以品评《狂鼓史》最肯切――这出在中国戏剧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骂到底”的戏剧,衷心之旨就是一舒徐渭身为“牢骚肮脏士”一生的“不可遏灭之气”。听祢衡击鼓骂曹,剧中判官直呼“痛快!痛快!大杯來一杯!先生尽着說!”祢衡歇骂,唱道:“咳俺且饶你罢,争奈我渔阳三弄的鼓槌儿乏。”这是徐渭直接以剧中人的口表达“舒气”的痛快畅意。剧末时,祢衡对判官说:“大包容饶了曹瞒(曹操)罢。”判官说:“这个可凭下官不得。”祢衡说:“我想眼前业景,尽雨后春花。”[31]以常情很难想像,徐渭竟然写出祢衡主动请求判官“大包容曹操”的结局。这就无怪判官不敢应下。然而,写《狂鼓史》的徐渭,确是脱巾啸傲,意绝鸿濛,舒气展怀,“尽雨后春花”,区区一曹阿瞒,有何不可赦?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 现归入徐渭名下的剧作《四声猿》外,还有《歌代啸》,但此剧是否为徐渭所作,在其刊刻时,就不能确定。作者署名“脱士”的《歌代啸序》称:“《歌代啸》不知谁作……说者谓出自文长(徐渭)。昔梅禹金谱《昆仑奴》,称典丽矣,徐犹议其白未窥元人藩篱,谓其用南曲《綄纱》体也。据此说亦近似,而按以《四声猿》,尚觉彼如王丞相谈玄,无名时作吴语,此岂身富者后出愈奇,抑讽时者这偶有所托耶?石篑(陶望龄云:“故另刻单行之,无深求。” 《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60页)

[②] 《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42页。

[]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二十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2410页。

[] 王驥德《曲律》卷四明天啓五年毛以遂刻本57页。

[]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二卷·浙江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 骆玉明:《四声猿写作年代考》,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3263页。

[⑦] 徐渭《小象托赋》和《别有三绝》分别见:《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99-800页;第854页。

[]南北朝范曄:《黄香传》,《後漢書》卷八十上文苑列傳第七十上,百衲本景宋紹熙刻本,第1067页。

[] 徐渭悼念沈炼诸诗,《短褐篇送沈子叔成出塞》稍早,系年1566,《哀四子·沈将军诗》、《会祭沈锦衣文》、《与诸士友祭沈君文》系年为1562年前后(参见骆玉明、贺圣遂:《徐文长评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246页。

[] 另外,徐朔方也未注意,倪徐诗歌唱和的前提“倪某以小相托赋”。倪求徐为其小相作赋,徐诗对倪画相予以行家品评,这与他未习画时所表现的“刘典宝一日持己所谱梅花凡二十有二,以过余请评,予不能画,而画之意则稍解”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书刘子梅谱》诗序,《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2303页)。徐渭学画在其服刑后期,略于1570年前后。以故,徐渭答倪诗可为徐渭作《四声猿》不早于1573年的旁证。

[11] 徐朔方统计除《狂鼓史》外,《徐渭集》中七度涉及祢衡骂曹故事(《晚明曲家年谱》,第二卷·浙江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798页)。徐渭《小象托赋》、《别有三绝》两组诗及《少年(二首)中叙及此事,未在徐朔方统计中。

[12] 南北朝郦道元《水经注笺》卷三十四明万历四十三年李长庚刻本,第436页。

 

[13]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二卷·浙江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798

[14] 《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7页。

[15] 参见骆玉明、贺圣遂:《徐文长评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页。

[16] [南北朝]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下文苑列传第七十下,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第10841087页。

[17] “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疎狂。每饮酒,辄箕踞笑傲,旁若无人。([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九列传第九十七清乾隆武英殿刻本2103页)

[18] 《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77,1182页。

[19] 《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43页。

[20] 南北朝蕭統《文選》卷十三胡刻本,第313页。

[21] 《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页。

[22] 《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6177页。

[23] 参见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二卷·浙江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

[24]《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30页。

[25] 《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05页。

[26] 《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8-139页。

[27] 《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9页。

[28] 《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18页。

[29] 《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43页。

[30] 《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56页。

[31] 本节所引《狂鼓史》文字,出自:《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771185页。后不一一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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