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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鹰:革新一代文风的宋仁宗   

2013-03-19 09:50: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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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风革新与文德之治(读书论世)

肖 鹰

  宋仁宗“以直言召人”,革除文风之弊,其宗旨不仅是要选拔治国安邦的杰出人才,而且是要纠正浮夸、浮华的时风,推行直言务实的作风。

  靡曼浮夸,无益治世,是文章的流风之弊。文风革新后,言之有物,经世致用,成为有宋一代的文坛风气。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宋仁宗的文风革新与文德之治,对我们当前的转作风、改文风也不无启迪。

            

  近日读到杨庆存著《宋代散文研究(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我从该书获得的众多启益中,特别感兴趣的是作者在厘定宋代散文的历史成就、解析其渊源的时候,揭示了宋仁宗的“文德之治”对宋代文风革新的“不可低估的导向作用”。

  宋代营造了中国散文史的巅峰时期,散文创作卓有成就的唐宋八大家,宋代占六位。然而,更令人讶异称绝的是,宋代的六位散文大家,均是宋仁宗赵祯在位时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并脱颖于文坛的。宋代绵延319年,北宋、南宋共历18位皇帝,为何散文之兴,独出仁宗治下?

  靡曼之文,无益治道

  宋代散文的发展,是接续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而来。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其导向作用不仅使文章“经世致用”被边缘化,而且放纵了六朝以来由诗而文的雕琢矫饰风气。“古文运动”的要义,就是反对六朝以来的以排偶为主、华丽空洞的骈体时文,主张恢复以散行单句为主、自然实用的散体古文,而其宗旨是提高文章的传达能力和教化作用——“文以明道”。然而,因为与科举取士的导向相悖,韩、柳追求平易实用文风的主张自然得不到朝野普遍共鸣,而且就他们自己的文章可见,所欲明传之“道”,也流于“空泛而不实”。

  建宋以后,宋太祖赵匡胤立下“以文治国”的国策,崇文抑武,而宋仁宗将之发扬光大,缔造了使宋代中兴的“文德之治”。出身一介武夫的太祖尚文治,但不知时文之弊,故所倡导不过沿袭旧制,科举仍以诗赋取士;仁宗为太祖孙、宋室第四位皇帝,文教滋养,更加其勤勉慧识,深知时弊所在,因此对革除文风之弊有明确的导向。

  天圣七年,年仅19岁、尚未亲政的宋仁宗即下诏书说:“朕试天下之士,以言观其趋向,而比来流风之弊,至于附会小说,磔裂前言,竞为浮夸,靡曼之文,无益治道,非所以望于诸生也。” 他亲政的第二年,再下诏说:“进士所习诗赋多浮华,而学古者或不得以自进。宜令有司兼以策论。”仁宗身为国君,不仅清楚时文“磔裂前言,竞为浮夸”的流风之弊,而且找到了切断流弊之源的途径:改科举以诗赋取士为以策论取士。因此,以科举取士为导向,求文章的经世致用成为有宋一代的文坛风气。

  宋仁宗的文德之治,并非孤掌自鸣,而是拥有一批卓越的文人士大夫的支持。庆历四年,范仲淹等文臣上疏,谏言“取士当求其实用,人尽其才”,主张科举“以策论为先、诗赋其次”。仁宗即下诏说:“士有纯明茂材之美,而无文学作成之法,其饬身立节者使与不肖之人杂而并进,则无文徳敏行之才可以见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学者自以为患。”仁宗讲得很清楚,科举取士不是鼓励寻章摘句、因循格套的平庸之辈,而是要给豪俊奇伟之士以发挥其纯明茂材之美的空间,不能选拔才俊德优之士,就是科举的大弊。

  直言召人,革新文风

  嘉祐二年,苏轼、苏辙兄弟同科殿试进士。苏辙应试的策论,是一篇尖锐批评宋仁宗为君之失的政论文。他在策论中说:“往者宝元、庆历之间,西夏作难,陛下昼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臣疏远。小臣闻之道路,不知信否: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女宠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将由之而出,内则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私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

  宋仁宗进行“以策论为先、诗赋其次”的科举改革,其宗旨不仅是要选拔治国安邦的杰出人才,而且是要纠正浮夸、浮华的时风,推行直言务实的作风——他的文德之治的要旨就是“以直言召人”。苏辙这篇策论,不仅直言当朝皇帝仁宗得失,而且仅凭“不知信否”的道听途说就对仁宗宫中之事妄议是非。考官胡宿认为苏辙言论“不逊”,呈请仁宗取消其录取资格,苏辙也自认为“策入必见黜”。但仁宗审阅苏辙的策论后,却钦点录取苏辙与其兄苏轼为同科进士。仁宗批复胡宿的“以为不逊请黜之”奏章说:“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

  二苏殿试时,仁宗47岁,在位35年,而苏辙不过是一位年不及19岁的书生。仁宗以九五之尊、年寿之长,能容不名小子苏辙对自己公开直言不逊,以才德取人,是需要何等恢宏的胸襟气度?他对苏辙的纳取,是切实践行他“以直言召人”的国策,这不仅使他的朝廷中荟萃了范仲淹、包拯、晏殊、欧阳修等文德敏行的名臣,从而为将宋朝发展带入鼎盛时期的“文德之治”创造了条件;而且也以“直言论政”引导了文坛以平易自然为目标的文风革新。

  仁宗逝世后,在继位的皇帝治下,二苏兄弟多次遭贬,谪迁异地,晚年颠沛流离,死而后已,苏轼更是于1079年,被诬“以诗讽刺时政”,不仅被递解京城,投入御史台狱,备受拷打屈辱,而且险遭性命之灾。可以想见,在1022至1063年间,如果在位的不是仁宗,而是神宗,不仅欧阳修的古文运动不可期望,恐怕三苏问世之初即以“妄论利害,才说得失”(苏轼语)死于非命了,又遑论此后能以“直言议论”立名传世?

  摒弃浮华,文求务实

  宋代王十朋说:“我国朝四叶文章最盛,议者皆归功于仁祖文徳之治与大宗伯欧阳公救弊之力。”“救弊之力”就是反浮华、浮夸,倡导平易文风的古文运动。有宋一代,欧阳修并非古文运动的首倡领袖,在他之前,宋初柳开、王禹偁,继后穆修、尹源、尹洙等文坛名士,纷纷以“宗经尊韩”为旗帜,致力于创兴平易自然的文风,但均未成主流风气。古文运动能在欧阳修为文坛盟主时期蔚然成风,其后经三苏绵延至1101年苏轼病逝,前后历八十年而不衰,欧阳修为宋代文坛“一代宗师”之功自不可没,但若缺少宋仁宗这位“文德之君”作“保护人”,更是不可能的。

  《宋代散文研究》中说,欧苏散文所代表的宋代散文之美,突出风格是“平易自然,婉转流畅”。极而言之,“平易自然,婉转流畅”何尝不是散文作为一个独特文体所应达成的本真的美学风格?因此,在厘定宋代散文的历史地位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以欧苏散文为代表,宋代散文是中国散文美学的最后达成。然而,当我们论定宋代散文之大成的时候,又怎么能低估宋仁宗以一国之君,身体力行,为纠正“浮华”、“浮夸”的文风流弊所起的导向作用呢?

  宋仁宗“以直言召人”,为欧苏一代文人倡行平易自然的文风提供了基本导向,这对我们当下倡导的转作风、正学风、改文风不无启迪。

《 人民日报 》( 2013年03月19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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