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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庆东现象看“文革”遗害  

2010-12-12 09:47:5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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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公害论”与“文革”遗害(修订稿)

 

肖 鹰 

 

 

 

 北大教授孔庆东活跃媒体十数年,擅长在媒体上用大话雷人--“做醉侠状骂语”。日前,他为力挺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的“双起记者论”,抛出了“记者国家公害论”。

从孔庆东现象看“文革”遗害 - 肖鹰 - 肖鹰

 

现在媒体都是异口同声讨伐孔庆东,既有指责他无法律常识、缺少社会理性,也有指责他揣着明白装糊涂、投靠权势搞表演,甚至也有从“文革”的暴力专政和权力崇拜影响来分析他的极端表现。我认为,要科学解读孔庆东的“记者公害论”,从当下文化生态讲,当然需要从媒体文化的娱乐经济着眼——由此我们可见出孔庆东的媒体表演性;而从历史根源来讲,则必须追溯到“文革”文化对孔庆东的深刻影响——由此我们才能认识到其言论的危害性。

孔庆东迷恋“文革”文化,美化“文革”时代,是他自己毫不讳言的,他悬挂口头的那些令人且惊且疑的“骂语”,都是“文革”话语遗产。“文革”结束30多年了,孔庆东不仅对其恋恋不舍,而且还把效“文革”之尤的朝鲜奉为梦乡,美化歌颂之辞,洋溢于其笔端口头。

“文革”给中国文化究竟造成什么样的精神遗害呢?人们都会想到两点:第一,“打倒一切”的“狼性”,这种“狼性”发作起来,无法无天,甚至于夫妻父子相残;第二,“无限忠于”的“奴性”,这种“奴性”的表现在于立场决定是非、决定善恶,决定真伪。这次孔教授说“这些记者排起队来枪毙了,我一个都不心疼”,鼓动要用“打黑的手段”打击“汉奸记者”,确是难免让人联想到“文革”培养的“狼性”和“奴性”的综合发作的。

 

然而,我认为,“文革”遗害最根本的毒素在于“以类分人”。“文革”在“阶级斗争”的大旗下,把中国公民分为敌我两大类,并且又进而分为“红五类”、“黑五类”等等。这种敌我分类,不仅划定人的阶级属性,而且划定人的品质的美丑善恶,从而划定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和经济待遇,甚至决定人的生存权的有无。

王立军局长指导属下用起诉的法律手段自我维权并无过错,但是他对其“双起论”的解释又明显表明他具有把警察与记者作“类的对立”的意识。王立军如是说:“搞政治我们只有一半的主动权;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王局长所谓“他”就是记者,而“我们”就是警察。

孔庆东的“记者公害论”比王局长更进一步,公开将记者作为“我们”的对立面。他不仅这样无端指控一个报业集团:“我觉得全国人民应该起诉南方报系,天天在诬蔑我们革命先烈,诬蔑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全体中国人民。像南方报系还有野鸡网这些媒体首先就应该遭到起诉。”而且,他还如此恶意抨击记者群体:“每年放假的时候我都告诉我们的学生,防火防盗防记者。我没有说防火防盗防警察,记者现在是我们国家一大公害。”一个在职大学教授在今天还主张这样的“人的类对立”的哲学,实在是“文革”遗害未了!

在理性和客观的立场上,我们会看到,以警察和记者两职业群体来看,各自都有优秀分子,也都难免腐败分子;同样,就学者、教授群体来看,也同样有善恶优劣之分,真才实学者有之,欺世盗名者也有之,更有甚者,祸国殃民的“文革”结束30余年了,“文革”余毒还在某些学者、教授的心中作恶。

一个和谐的文明社会,必以尊重个性、尊重自主的原则对待个体,同时以差异的眼光看待个体。实事求是,有一说一,不以职业群体论是非善恶,这才是建立民主和谐的中国社会的前提。由此,“文革”“以类分人”的遗毒才会真正得到根除,与此相应,它培养的“狼性”和“奴性”也才可能得到彻底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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