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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鹰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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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一梦是诗心――读《何其芳全集》  

2007-05-08 00:04: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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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一梦是诗心

――读《何其芳全集》

 

肖  鹰

 

 

    从此始感到成人的寂寞,

    更喜欢梦中道路的迷离。

   这两句诗是何其芳《柏林》一诗的结尾。《柏林》写于1933年,此时诗人仅有21岁。21岁的诗人就有了成人的寂寞,这可视作诗人天生的敏感催发了早熟的人生感受;但早熟的诗人仍然偏爱着梦中道路的迷离,这却又是诗心不老的执着缱绻。 

    何其芳在后来的自述中认为这首短诗是自己情感的界石,“从它我带着零落的盛夏的记忆走入了一个荒凉的季节”。但在我看来,这首短诗以两行结尾概括了他生命深处的矛盾冲突和由这冲突在20世纪中国革命史中展演出的曲折人生。在何其芳65年的人生中,总是有两个生命在斗争着:一个是理智清醒的,因而献身于中国革命现实的何其芳,一个是梦意沉醉的,因而流连于天地日月人生的深层诗意的何其芳。我感到,这两个生命以何其芳的人生为园地,始终没有停止过争斗,虽然在不同的时期两个生命会有不同的遭遇、不同的势力。正是在两个生命的矛盾冲突的发展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何其芳在20世纪中国革命史历程中真实的存在,而且正由于这个真实的存在,他的诗心的强韧醇美才具有一种自然绵长的感染力。

    何其芳的诗人生涯开始于19岁的少年之心的纤巧敏锐和热恋忧愁。这颗需要安顿的心又适逢大变革中的中国动荡不定,在现实间更感茫然无着。这就诱发诗人以自身的敏感和热情去捕捉那些“刹那间闪出金光的意象”:晓风残月、幽窗倩影、荒地野花、曲折的栏干、败落的宫阙、记忆中的甜蜜而凄动的脚步、和永远想往着的落花一样无声的吻……这些潺弱凄艳的意象在少年诗人的推敲吟哦中建筑成绝美纯真的梦境,以片刻的永恒光辉安顿茫然悲思的心。因此,诗歌为年轻的心开辟了非现实的“一条梦中道路”。在这条梦中道路上,晚唐五代的那些精致冶艳的诗词、法国唯美主义诗人的优美出世的纯诗,都自然被何其芳引为同调,是他此间迷醉的仙酿。这时的诗人何其芳是一个“爱那飘忽的云”的望着远方的天空的人。

   “我不问谁的梦像草头露

    作了我一夜的墓:

    最怕月晓风清欲坠时

    失落了墓门的钥匙。”

    1938年,何其芳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投身抗日战争,成为一个革命的何其芳:“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不爱云,不爱月,/也不爱星星。”革命的何其芳并没有脱离广义的诗歌――文学,但是他不再以超现实的诗歌的原则从事文学,而是以革命的现实态度对待文学。这个文学立场转变的外在表现是何其芳由诗人变成了文学评论家。作为一个革命队伍中的文学评论家,何其芳的论著给人最直接的印象是从党的政策、原则出发,批评和指导当前革命文学的创作。尽管在涉及到一些具体作品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何其芳的评论中读到一些细致中肯的见解,但整体上这些评论都成为当时政治主导思想的传达,是革命政治的文学实践。特别是何其芳对胡风、田汉等人的批判,实际上是用政治批判代替了文学批评。如果说此间还有文学批评,那也不过是用文学批评为政治批判作注脚。就此,我们是很难看到诗人何其芳敏锐隽永的诗心的,那个在梦中开拓诗歌道路的诗人变成了一个现实而纯粹的革命批判家。

    然而,如此简单地看待诗人何其芳和革命何其芳的差异、对立,特别是把这个差异和对立以何其芳投身革命为界石,是包含了很深的错误的。这个错误不仅因为简单化而歪曲了何其芳的人生履历的丰富深刻,而且因为简单化而表现了对诗歌与人生的复杂关系、特别是诗歌对于人生的深刻意义的误解。在革命与诗歌的关系中,一方面应当承认革命的现实原则对于诗歌的超越原则必然直接产生一种压抑、甚至剥夺;另一方面应当看到革命的动机和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包含或根源于诗歌的热情。进一步讲,革命和诗歌都以对人生的理想和热情为基础,即两者在根本点具有统一性。这个根本点的统一性促成一代又一代诗人投身革命。但是,革命与诗歌却又存在理想目标的差异和实现途径的差异,这双重差异又使诗歌与革命的矛盾冲突永远不能最终得到解决,同时也就产生了谁也不能取代谁的对立关系。

    参加革命后的何其芳,特别是革命胜利后的何其芳正是处于革命与诗歌的矛盾中的。1952年,已经成为党的高级文艺领导人的何其芳开始了诗歌《回答》的写作。这是他解放后的第一首诗,全诗仅72行,从开始到完成却有两年时间的间隔。写作时间的拖延和诗中的内容都表现了诗人在新时代写诗的蹰踌和矛盾。在革命文学批评和理论表述上已经驾轻就熟的著名诗人何其芳,为何在诗歌写作的时候如此犹疑?我认为,这是因为已经把个人交给了革命的何其芳并没有简单把诗歌交给革命。何其芳当然无意于以诗歌和革命分立,相反他着意寻求两者的统一。但是,以他难以泯灭的诗心,何其芳又不能以革命来统一、实即取消诗歌。诗歌是超现实的梦中道路,这是他所不能释怀的信念。那么,这超现实的梦中道路,怎样与革命的现实道路接合?这是对诗歌本身有特别深刻的感受和热情的何其芳所苦苦思索、搜寻的。

    在1956年的《论〈红楼梦〉》中,诗人何其芳又重新出现了。但这不再是写《预言》时那个善感多愁、偏执地纺织诗歌之梦的少年诗人,而是一个睿智达观的理论家诗人。在对民族文学巨著《红楼梦》的评论中,何其芳提出了两个在50年代政治环境下不合时宜的论点:第一,贾宝玉、林黛玉的性格不能归结为其阶级属性的具体表现,而是具有超阶级的意义,这两个小说形象的成功已使它们成为超阶级的“共名”;第二,《红楼梦》的伟大性,在于“不仅描写了残酷的现实,而且同时也放射着诗的光辉”。无疑,何其芳的论说并不限于《红楼梦》,而是借评论《红楼梦》阐发他所推崇的普遍的文学观念。这两个论点是相互联系的,其共同意义在于突破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阶级决定论原则。他明确地把是否有“诗意”、“诗的光辉”作为确定文学作品价值的最高标准。《金瓶梅》与《红楼梦》一样都真实生动地描写了生活,但《金瓶梅》的价值远不如《红楼梦》,原因就在于《金瓶梅》中只有生活的丑恶,而没有美丽动人的东西出现。

    何其芳把“诗”作为文学作品的最高层次和深刻内容,不是否定文学的革命政治内容,但是认为诗是比具体的政治内容更高层次、因而也是更根本的价值。他所谓“诗”,就是从平凡的生活看到美的事物,从阴郁的天空出现阳光,从人的心灵发现崇高的、温柔的和善良的东西。对于何其芳,对诗的需要和追求是人的自然愿望,因此是不能归结为阶级性的。他认为诗的光辉是一切“有理想的作家,在心里燃烧着火一样的爱和憎的作家,必然会在生活中发现、感到、并且非把它们表现出来不可的东西。所以,我们说一个作品没有诗,几乎就是没有深刻的内容的同义语。”在对《红楼梦》人物的评析中,何其芳极其动情而细致地阐发作品中深刻动人的诗意,亲切地引导读者瞻望贾府阴郁的天空上亮丽温馨的人性阳光。不仅贾宝玉的任性自然、一往情深,林黛玉的冰雪聪明和哀怨悲苦,还有晴雯一类“身为下贱”的女孩子们脆弱而坚贞的反抗,都是这片天空上动人心肠的绚丽阳光。读到这些如春风细雨般绵密深致的评论语言,因其情感的浓稠厚蕴,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被何其芳不久前批判过的胡风思想的朦胧影子。更重要的是,一颗充满生命热情而闪烁着想象力光芒的诗心在《红楼梦》的意象世界中得到深刻的激发和回响。读何其芳的《论〈红楼梦〉》,我不能不为古今两个诗人相会时互放的光辉所感动。也许可以说,在《论〈红楼梦〉》中,何其芳是借了曹雪芹笔下的宝黛和其他十数位女儿们做自己酝酿多年的新诗。相比较而言,俞平伯的《〈红楼梦〉辩》泥于考据,以为《红楼梦》总不过是作者“身世之感,牢愁之语”,确是有学者之过,而不及诗人之心。

   《论〈红楼梦〉》为我们重识革命后的诗人何其芳提供了诗的思路。循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在后期何其芳的论著中读出不能归并为革命政治的诗意。这仍然是“成人的寂寞”和“梦中道路”矛盾冲突的生命展现。虽然革命政治赋予何其芳沉重的“成人的寂寞”,但他并没有放弃诗歌的“梦中道路”。这是我初读《何其芳全集》的总体感受。此前,我零散地读过一些何其芳的诗文,也间接得到过一些关于他的知识,从中我只感到一个诗人的何其芳和一个革命的何其芳之间的断裂和对立,认为革命具有把这一个诗人从里到外变成另一个人的魔力。蓝棣之先生主编的《何其芳全集》是按照何其芳诗文论著闻世时的原貌编辑出版的,真实完整地展示了何其芳诗人生命的曲折而丰富的历程。它同时让我看到革命对一个诗人的改变和一个诗人的生命在革命中内在连续的发展。

    天地一梦是诗心。读《何其芳全集》,当会读到这颗诗心的美丽温馨和悠远绵长的,这就是何其芳生命中不能淡然溟化的那一层梦中道路的迷离?

北京清华园,2000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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